第一次鸦片战争
- 2025-05-31 02:19:04
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勳爵認為英僑繳出鴉片，無異於被迫納贖命金，因此要求中國與英國訂立貿易條約，以平等地位通商，或割讓一個小島給英國，使英僑能在其國家蔭庇下，安居樂業[89]:319。為爭取上述要求，英國顯示實力，派遣遠征軍於1840年6月（道光二十年）開抵中國，遂爆發第一次鴉片戰爭（1840至1842年）[89]:319。海軍少將懿律（George Elliott）被任命爲全權公使，其堂弟義律則被任命爲副帥[15]:181。期間雙方大致是且談且戰的狀態，直至1841年1月20日英方義律與清朝琦善達成協議[89]:319，在廣州舉行和談以至於香港被割[90]，後來雙方均對此大為不滿，至戰爭始進入白熱化。
第一阶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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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军北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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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条目：第一次定海之戰
1840年6月5日，第一次定海之战，英军舰攻击清军的帆船
1840年6月，懿律率领英國遠征軍抵达廣州海面[15]:181，包括軍艦16艘、武裝輪船4艘、運輸艦28艦、陸軍4,000人[4]:61。英國的預定戰略是將壓力施於北方，迫使清政府早日和談屈服，因此英艦未攻廣州，只封鎖了口岸[4]:61，就隨即北上前往浙江[70]:66。英軍此舉被中國人解讀為畏懼林則徐的設防[12]:13，但實根據文件，只是爲了奉行英國政府此前發出的北上訓令所致[70]:66。
7月2日，英船以白旗前往廈門遞送英國外相巴麥尊的譯文公函，請求轉呈道光帝，守將拒絕[70]:66，英方更遭到射擊，顯然中國人未能理解白旗的含義[15]:181；雙方遂起衝突，中國的炮台和軍營多處被毀，兵丁傷亡20餘人，英方亦有損失[4]:61。閩浙總督鄧廷楨上奏道光帝指清兵戰勝，誇稱「所獲夷屍，……當場臠割，懸首炮台，共見共聞」[70]:66。
英艦繼續北上，於7月4日駛達舟山群島[70]:66；英國海軍司令伯麥發出最後通牒要求投降，不果[50]:158。7月5日下午2時，英軍開始進攻，僅用9分鐘便完全摧毀了清軍的兵船和岸炮，並登陸佔領舟山群島上的定海，清軍總兵張朝發中彈落水，傷重不治；次日清晨，英軍再攻，發現清軍早已逃散，定海知縣姚懷祥投水自殺[50]:158-159。
7月20日，道光皇帝得知定海失陷後大爲震怒[50]:165，他指責林則徐未能堵塞鴉片之弊卻又節外生枝[15]:182。道光帝命令沿海各省「加意防堵」，加強防務[50]:165；又將浙江巡撫烏爾恭額革職，留營效力，先後調派鄧廷楨和兩江總督伊里布前往浙江主持軍務，前者兼任浙江巡撫[50]:166-167。
攻陷定海後，英軍在寧波、鎮海再度嘗試投送巴麥尊的公函，但都被拒絕或退回，清朝官員聲稱不敢將該公函上呈，結果英方遲遲無法將公函交到清廷手中[15]:182[50]:160。英軍於是按原計劃封鎖了廈門、寧波、長江等重要出海口，繼續北上[50]:159。
8月9日，道光帝終於從琦善的奏摺得知天津防務之嚴峻，破例地命令琦善[50]:167：「如该夷船驶至海口，果无桀骜情形，不必遽行开枪开炮。倘有投递廪帖情事，无论夷字汉字，即将原禀进呈。[91]」8月11日，英軍直逼天津大沽口（白河口），道光帝批准直隸總督琦善收下了那封公函[50]:168-169。該照會（即外交公函）的中文譯本節錄如下：
茲因官憲擾害本國駐在中國之民人，及該官憲褻瀆大英國家威儀，是以大英國主調派水陸軍師，前往中國海境，求討
皇帝昭雪伸冤。 — 《巴麥尊子爵致大清皇帝欽命宰相書》[92]巴麥尊照會的前半部分是對林則徐廣州禁烟運動的指控，後面才提出五項要求，包括賠償焚毀鴉片的貨價、中英平等外交、割讓島嶼、賠償商欠及賠償軍費[50]:173。琦善在接收英方照會時，親眼看見了英軍的實力[50]:169，他將照會轉呈北京的同時，隨函描述英國的兵船之大、大炮之多，形容其「无风无潮，顺水逆水，皆能飞渡」[4]:62,78。
8月19日，道光帝閲讀了巴麥尊的照會，此後完全改變了旨意，即由「主剿」變爲「主撫」[50]:172。道光帝認爲「釁端」無法即時消弭，國家財富經不起消耗，並認爲英方旨在通商與訴冤，故只需替換林則徐等人並恢復貿易，即可了事[50]:176-179。翌日，道光帝發給琦善兩道諭旨，其中一道諭旨命令琦善轉告英方，其中一道諭旨指示琦善如何「駕馭外夷」，包括答應逐一訪查英人的「冤抑」，但拒絕割讓海島、賠償商欠以及鴉片貨價，而對於中英平等外交、賠償軍費兩項要求則未有指示[50]:173-174；另一道諭旨是吩咐琦善向英人宣布以下內容：
“
大皇帝統馭寰瀛，薄海內外，無不一視同仁。凡外藩之來中國貿易者，稍有冤抑，立即查明懲辦。上年林則徐等查禁煙土，未能仰體大公至正之意，以致受人欺朦，措置失當。茲所求昭雪之冤，大皇帝早有所聞，必當逐細查明，重治其罪。現已派欽差大臣馳至廣東，秉公查辦，定能代伸冤抑。該統帥懿律等，著即返棹南還，聽候辦理可也。[50]:174
”
琦善根據道光帝給他的兩道諭旨，與義律在大沽口會談[4]:63。對於中英平等外交、割讓海島的要求，琦善表示日後均可協商；對於賠償煙價，琦善則「隱約其詞」地稱必會細查繳煙細節[4]:62-63。義律和懿律以爲琦善原則上已答應英方的要求，加上當時北方氣候漸寒，定海英軍多病，於是答應折返廣東、交還定海，以待後續談判[4]:63。9月15日，英艦離開白河南下[15]:183。道光帝對琦善的外交手腕大爲贊賞，遂任命他爲欽差大臣[15]:183，將林則徐、鄧廷楨革職，並下令沿海各省不得開炮[93]。
广州和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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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条目：虎門之戰和穿鼻草約
1841年1月7日，虎门之战，清军水师与英国海军在穿鼻湾激战
1840年（道光二十年）9月中旬，道光帝任命直隸總督琦善為欽差大臣時，命令他「將應撤應留各兵分別核辦」，琦善遵旨將大沽口的防兵分別撤留[12]:129-130。此後半個月內，道光帝為「節省靡費」起見，已下令沿海七省裁撤軍隊[12]:130。11月29日，琦善到达广州接替林则徐[50]:179-180。當時，由於懿律患病，義律已經代之成爲首席全權代表[15]:183。
1840年12月初，琦善與義律展開談判。義律態度強硬，要求及早接受英方的全部條件，否則開戰，琦善答應賠償部分煙價以及中英官方文書平行，但拒絕割讓海島。義律又表示，如果加開廈門、定海為通商口岸，便放棄割讓海島的要求[4]:63。琦善有意答允，但朝廷不肯，當時道光帝有鑒於英軍未完全撤出定海，認爲英人「兇心未已，詭詐多端」，遂決定調兵赴粵增援，準備大伸撻伐[4]:63-64。琦善不敢轻易答应，又不敢轻易拒绝，便使用拖延战术周旋。经过一個月的和谈，未取得任何结果，义律失去耐心，决定“战后再商”[94]。
1841年1月7日（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），英军向虎门炮台第一重门户——大角、沙角炮台同时发起进攻，以舰炮猛轰炮台，摧毁胸墙、炮洞、围墙多处。炮台守军开炮对抗，但效力有限，守军在英军猛烈的炮火下“无法驻足”。与此同时，英军乘坐小船从穿鼻岛南北两侧同时登陆，抄袭沙角炮台侧后，抢占制高点，抵达脊巅，向下猛攻，守军被迫将大炮推入海内，突围撤退[95]。守军欲发动“预埋地雷”，但未能奏效。激战中陈连升父子先后阵亡[96]。英军占领大角炮台后放火烧毁营房，拆毁炮台，然后全部撤回舰上[95] 。林則徐描述：“此次爬沙角后山之人，大半皆汉奸，或冒官兵号衣，或穿夷服[97]。”但史家茅海建指出，是清軍誤認英軍爲「漢奸」，原因不明[50]:226。
在大角、沙角之战，清军死伤700余人，英軍38人受傷、無人死亡[50]:227。在陆上战事即结束时，英国海军的复仇女神号、加略普号（英语：HMS Calliope (1837)）、“硫磺号”等五艘军舰联合向停泊在附近的清军水师发起进攻，清军战船火力无法抗衡英军战舰，水师师船、拖船沉毁11艘[98]。大角、沙角之戰後，清軍士氣受挫，紛紛四散，琦善爲此撥銀1.1萬元發給清兵，以激勵士氣[50]:228。
此后，英國軍艦溯江而上，進逼虎門第二重門戶——橫檔島，形勢危急[50]:227。1月8日，英國海軍司令伯麥釋放戰俘，並讓戰俘將一份照會交給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，稱如果清方有「順理講和之議」，英方便同意停戰；關天培將照會轉交琦善，並請英人等待回覆、退兵和談，英方隨即停止軍事行動。不久後，義律與琦善便展開和談，英軍撤出虎門[50]:227-228。
1月20日，琦善擬定《穿鼻草約》，包括割讓香港（但仍由清廷徵收該處商稅）、賠償洋銀600萬元、中英官員平等外交、重開廣州商務。琦善沒有在草約上蓋官印，但同意將其上奏道光帝以求批准[15]:185。1月26日，英國海軍在水坑口登陸升旗，香港正式成為英國屬土[89]:319。翌日，琦善與義律會晤，請求將香港改爲借居，賠償私下了結，草約不必由道光帝批准，義律拒絕。2月10日，雙方再次會晤，約定在十天後簽字，此時琦善已接到大伸撻伐的上諭，十天後（2月20日）琦善只好稱病，不再與義律會面[4]:64。
廣州和談後，1月23日，定海英军陆续调往广州。2月24日，英军主动撤离舟山，撤往广州一带。伊里布释放安突德等十八名英俘，2月27日，裕谦率兵进抵镇海，派遣总兵葛云飞、王锡朋、郑国鸿带兵由镇海进驻定海，重建防务。[99]
第二阶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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雙方且談且戰，直至1841年1月20日義律與琦善達成協議[89]:319。英國海軍於1841年1月26日在水坑口登陸升旗，義律公告香港成為英國的屬土[89]:319。同年6月，義律分段出售土地，香港開始有移民居留[89]:319。中英兩國政府均不承認《穿鼻草約》；清廷認為割地是奇恥大辱，舉朝震怒，遂將琦善撤職，押至北京查辦；英國方面，巴麥尊勳爵也大表不滿，認為香港是「一個杳無人煙的荒蕪小島」，不足以代替通商條約[89]:319。
清朝宣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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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条目：虎門之战
1841年1月27日，廣東大角、沙角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，道光皇帝聞訊震怒，下旨对英宣战，命令琦善與兩江總督伊里布分別進兵[4]:64。三日後，道光帝得知香港已被割讓給英國，痛斥琦善無能不堪，下令將其革職鎖拿進京[4]:64，並處以抄沒家產以及斬監候的處罰[15]:183；同時补授原刑部尚书祁贡为两广总督，未到任前由廣東巡撫怡良署理[100][需要完整来源]。道光帝亦加派他的姪子、御前大臣奕山為靖逆將軍，任命戶部尚書隆文和湖南提督楊芳為參贊大臣，繼續向廣東增兵，並且否認《穿鼻草約》。後又以伊里布「游疑畏葸」，改任積極主戰的裕泰為欽差大臣[4]:64[101]。並从內地各省抽调精兵，开赴广东。[102]:712[需要完整来源]
經過兩次會晤，義律對琦善的態度逐漸生疑，加上清軍增兵治防也被英軍所洞悉，義律決定先發制人[4]:64。2月26日，英軍向虎門發起總攻，炮台盡毀，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戰死；翌日英軍佔領虎門口內的烏涌炮台，清守軍被俘和傷亡者各千餘人，其他大多不戰而逃，英船駛入黃埔[4]:64-65。3月2日，英軍攻克琶洲炮台，3月3日，再克琵州炮台，兵鋒距離廣州只有數公里[50]:259。
第一次广州之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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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条目：第一次广州之战
军用地图上1841年的广州态势
自1839年3月林則徐封鎖商館以來，中英貿易整整停頓了兩年，對中、英、印等地的英國商人以及英國政府都帶來極慘重的損失，虎門口外始終有數十艘商船徘徊。因此，駐華商務總督義律自從與琦善在廣州和談開始便謀求早日恢復貿易。義律尤其不希望戰火嚇走廣州的富商，故未有選擇直接攻下廣州城，而是再三要求停戰談判。[50]:264-265
1841年3月3日，琦善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前往英艦，要求義律停戰，理由是「琦爵即將罷黜」，义律開出休戰條件，包括賠款增至1200萬兩、割地增加尖沙咀（即九龍）、片面最惠國待遇等，明確要求廣東將軍阿精阿、廣東巡撫怡良、前兩廣總督林則徐和鄧廷楨在3天內共同當面蓋印[50]:259。3天期限屆滿的前一天，3月5日，参赞大臣楊芳抵达广东，百姓“欢呼不绝”，“官亦群倚为长城”。由于奕山、隆文尚未到任，杨芳暂领广东军务[45]。
3月6日，停战期满，英军再度开战，攻陷獵德、二沙尾炮台，清軍大潰，該處距離廣州城只有3公里。同日，義律表示願意停戰，事緣中方再派余保純前往談判時表示，廣東當局希望停戰，但皇帝絕不會批准。此後戰事又暫停了幾天[50]:259。翌日，楊芳上奏道光帝，隱匿了東路炮台接連失陷之事，大談自己如何佈防，道光帝閲後稱「覽奏稍紓憂念」[50]:267。3月10日，廣東當局向美國商船發出准許入港貿易的紅牌，以離間英、美兩國，意圖「以夷制夷」。義律聞訊，於當日宣佈封鎖廣州[50]:262。
3月12日，楊芳再上奏，謊稱烏涌之戰中清軍「斬斃逆夷多於官兵」，又建議「暫時羈縻」，理由是怕英軍逃竄而不能全殲。道光帝對楊芳「不趨小利而誤大局」的做法十分滿意，稱讚他「曉暢軍務」，表示「期盼捷音之至」[50]:267-268。然而，楊芳在停戰期間不務正業，據《粵東紀事》記載，楊芳到廣州後「終日唯購鐘錶洋貨爲事，夜則買俏童取樂，甚而姚巡捕等將女子剃髮，並跟班送進……[50]:261」；又提到楊芳手下的官兵在外嫖妓，兩個月內許多官兵因此感染麻風，服藥亦不能癒，當中還包括楊芳之子[103]。該記錄又稱：
楊侯初來，實無經濟，惟知購買馬桶御炮，紙扎草人，建道場，禱鬼神，然尚添造炮位、軍器、木排等事。[50]:261
3月13日，琦善因早前與英方議和，被押往北京查办，此時戰事再起，英軍攻陷大黃滘炮台。當時義律還未得悉琦善北上，於3月16日再向琦善發出一份要求停戰談判的照會，由一艘打著白旗的小船北上送往廣州城，但小船途經鳳凰崗時竟被清兵炮擊，被迫返回[50]:262。3月17日，楊芳上奏道光帝，將鳳凰崗擊退白旗小船之事誇飾成一場大勝仗，道光帝於4月1日收到此奏後大喜，翌日（4月2日）向正在趕赴廣州的靖逆將軍奕山諭稱「省城自可無虞」[50]:268-269。
對於白旗小船被炮擊一事，義律決定報復，發兵大肆進攻廣州。自3月18日上午起，英艦由大黃滘北上，連克鳳凰崗、永靖炮台、西炮台、海珠炮台以及河南島的一座沙包炮台。同日下午4時，英軍佔領廣州十三行的商館，在時隔兩年後重新升起英國國旗[50]:262。至此，廣州城全無屏障，完全暴露在英軍的炮火下，成爲一座危城[50]:263。
在3月18日前20天的廣州內河戰鬥中，林則徐、琦善、怡良、楊芳均撥兵撥炮，並阻塞河道，以防英軍直逼廣州。但過程中清兵屢屢對英軍進逼坐視不顧、一無所爲，一經交戰便潰散，大黃滘炮台的守軍甚至在臨戰前夕與英軍商議「假戰」，這些都使英軍輕而易舉地長驅直入[50]:263-264。楊芳亦作战不力，用「阴门阵」抵敌，结果清军一败涂地[45]。
英軍於3月18日重新佔領廣州商館後，義律向廣州當局發佈照會，要求舉行停戰會談。翌日（19日），中方派廣州知府余保純與義律在商館中談判，義律提出只要發告示優待英國人、恢復通商，英軍將會撤退休戰[50]:265。楊芳、怡良、林則徐三人共同商量後，於3月20日派余保純送去照會，同意了義律的兩個條件，並出具告示，允許各國商人一同入港貿易[50]:265。雙方遂達成临时休战协议，规定廣州貿易復常；省政府不得強迫英人簽保證書；中国应照常征税；應查禁沒收鸦片及其它走私货物，禁止将人拘留或施以各种惩罚[104]。此後，广州的和平维持了两个月[103]。
第二次廣州之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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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条目：第二次广州之战
廣州停戰議和兩天後，3月22日，楊芳的上奏仍舊粉飾太平。其奏摺隱瞞了英軍攻入廣州佔領商館的事實，反稱是清軍防守嚴密逼退英軍；也完全未提與英方談判議和、恢復通商之事，將既成的事實作爲尚待請旨的議案，聲稱美國副領事與行商代英人呈請恢復對英通商；爲使道光帝同意恢復通商，楊芳還詭稱如此將有利於將來的「剿辦」。道光帝閲後未得要領，稱楊芳「所辦尚好」，指出英人請求通商是「該逆奸謀」，但因大軍未到，命楊芳「設法羈縻」，待奕山等人到達後，「斷其後路，四面兜捦，克復香港」[50]:269-270。
楊芳意圖誘使道光帝儘早批准恢復中英貿易，再於3月31日上奏謊稱，美國商船入港引起英商歆羡，義律等人抱有一絲希望，故「旬日間無一動靜」。但道光帝發現了其中的漏洞：若美商代英商銷售，豈非放縱英人得逞？於是，他一面下令楊芳嚴查有無朦朧影射等弊，一面明確宣佈禁止英國通商。[50]:271
4月14日，奕山一行抵达广州，歷時57天[50]:275。義律立即照會楊芳，詢問有關奕山對於停戰通商的態度，廣州知府余保純於4月16日帶去楊芳的覆照，內容反映出奕山似乎同意停戰通商，答應等待聖旨；此時道光帝對英貿易的禁令尚未到達廣州。余保純向義律提到，若道光帝不同意通商、執意開戰，廣州官吏建議在廣州以外開戰，通商不必中斷。義律對楊芳的答覆很滿意，於4月17日宣佈英軍不會進攻廣州城，可繼續通商。[50]:278
5月初，各省开赴广东的1.7万援军亦陆续抵达，加上原驻之兵，广州清军达到2.5万人[50]:269-270。5月2日，道光帝批駁楊芳、怡良准許英國貿易的諭旨到達廣州，催促奕山等人率軍圍剿英人。義律得悉各省援軍開到、炮台加强武備的消息，於5月11日與余保純會談，要求中方裁撤各省軍備，並要求奕山等人覆照。翌日，義律離開廣州去澳門，他認定奕山等人必定開戰，決定先發制人。17日，他未收到奕山等人的答覆，英軍開始行動，向廣州開進[50]:278-279。18日，義律抵達廣州商館，快速部署結束通商以及撤離僑民的工作[50]:281。
1841年5月24日 英军开始登陆围困广州城
按奕山的奏摺所稱，他原定於5月10日發兵，因天雨關係而延期，但其真實性存疑。5月20日，奕山得悉義律下令進攻廣州，未與楊芳商量，於翌日倉卒下令進攻，楊芳聞訊大驚失色，直言敗局已定。自5月21日深夜至22日的戰事，中英雙方的記載有很大的差別[50]:280-281：
英方記載：5月21日晚，多艘英艦停泊在商館水域，百餘隻用鐵鏈相連的火船從上游放下，後方有載著清軍的兵船，準備登艦與英軍廝殺。第一批火船直逼英艦，西炮台的清軍亦開炮轟擊英艦，但英艦避開了這些火船，並開炮還擊西炮台；第二批火船的攻擊也未能得手，反被冲往河岸，引發岸上大火，後方清軍見勢逃散。英艦为安全起見，向凤凰岗一带水域轉移。当晚交战中，清軍的火攻完全無效，西炮台的火炮則擊中數艘英艦，造成一些損傷。22日，英艦徹底摧毀了西炮台，並溯江而上，擊毀清軍的保障炮台和其他戰船數十艘。[50]:281-282
清方記載：奕山奏稱，5月21日晚，清軍分路同時進攻，「弁勇伏身水下，直撲其船底，以長鈎鈎住船隻，抛擲火彈火毬火箭噴筒」，英艦被燒得火焰衝天，「逆夷號呼之聲遠聞數里」。當晚清軍在商館和獵德一帶水域燒毀多艘英國大兵船、三板船，「逆夷被擊及溺水死者不計其數」。22日，英軍進攻西炮台，清軍固守，「未被攻壞」；英艦上溯窺伺，清軍擊沉一艘英船，迫其返回。清軍只有零星幾隻兵船被燒，其餘均未受損。[50]:282-283
儘管雙方文獻記載分歧，但據史家茅海建考證，奕山不但誇大了戰績，也隱匿了西炮台被摧毀的實情，其所稱擊毀英國「大兵船」之事，實屬子虛烏有。道光帝收到奕山的「捷報」，雖未滿足其全殲來敵、擒獲「夷酋」的期望，他仍然朱批「甚屬可嘉」，將奕山、隆文、楊芳、祁貢交部優敘。[50]:283
1841年5月25日 占领四方高地的英军向广州城内轰炸
5月23日，英軍艦分別集結於廣州西南的鳳凰崗以及廣州以東的黃埔，準備發動鉗形攻勢。24日下午2時起，英軍開始進攻，鳳凰崗一帶的英艦由西向東分別炮擊廣州城以西的沙面、西炮台、商館、海珠炮台；在黃埔一帶的英艦則越過獵德、二沙尾，由東向西攻擊。下午3時，英國海軍基本擊垮廣州以西的清軍抵抗能力，英船載送英國陸軍右翼縱隊3百餘人於5時佔領商館。下午4時，英船載送陸軍左翼縱隊約2,400人駛入廣州西側水道，進至繒步。24日晚，英軍開始在繒步登陸。至25日晨，左翼艦隊全部登陸完畢，向廣州城北高地推進，掃除沿途障礙，當日佔領城北越秀山上的四方炮台，連同廣州城南省河上的英艦，已對廣州城形成背腹夾擊之態勢[50]:283-285。英军在高處炮轰城內，击毁兩個火藥庫[8]:19。清军三路兵丁，一閧而溃退[4]:65。
四天之内，广州附近要地全失，城外大火，奕山指揮1.8萬人尽退城内，秩序大亂，期間更有部分廣州平民附和英軍[4]:65。自5月21至25日，英軍以死9人、伤68人的代价，击败2万清兵，如此態勢之下，奕山只能求和[50]:286。5月26日上午，广州竖起白旗，奕山派廣州知府余保純出城向英軍求和[8]:19。
5月26日廣州求和後，奕山上奏道光帝，歷數清軍過往數天頻頻「勝仗」，宣稱擊沉英國軍艦與輪船，並在奏摺最後叱駡「漢奸」助虐，預留地步。道光帝收到這份捷報，閲後大喜。[50]:287-288
廣州和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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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条目：廣州和約和三元里抗英事件
1841年5月27日，奕山、隆文、楊芳、阿精阿、祁貢、怡良聯銜公文，授權廣州知府余保純與義律訂立停戰協定《廣州和約》[50]:287，规定：
奕山、隆文、楊芳在6天內率兵出城，退至廣州城外200里駐扎；
7天內繳出贖城費600萬元；
賠償商館被劫焚和先前林則徐誤燒西班牙船的損失；
清方如期付款後，英軍退出虎門口外[50]:286-287。
奕山率部撤离广州的同時，还勒索广州商家向英军支付600万银元的赎城费，僅怡和行行主伍崇曜就出資80萬銀元[105]。5月31日，中方已將賠款全部付清，隨後英軍全部撤走[50]:287。
廣州和約訂立翌日，奕山已下令禁止官兵、鄉勇和水勇妄生事端、拘拿外商[50]:298。5月29日至31日，即英軍佔領廣州城北越秀山時期，發生了一起以三元里為中心的民眾抗英事件[50]:293。中英雙方對此事件的記載有很大出入，各有誇大、含混或矛盾之處，但仍有一些共通點。總括而言，英軍確有「開棺暴骨」、劫掠財物、強姦或調戲婦女的行爲，不過是由民眾方面的率先集結引發英軍的進犯；搏鬥中，天雨令英軍的燧發槍失效，加上英軍不諳地形，民眾誘敵深入、圍困英軍，對其造成了一定的傷亡；5月31日，獲勝的民眾包圍城北的四方炮台；廣州知府余保純前往勸諭，民眾方散去[50]:293-313。廣東百姓繼而發布「誓滅英逆」文告，情緒高漲，自信至強，各種反英組織跟着成立[4]:65。
《廣州和約》如同完全投降，奕山惟有揑造謊言，對朝廷交代[4]:65。6月4日，即和約達成第9天，奕山上奏道光帝稱，漢奸幫助英軍佔領廣州城北炮台後，城内居民投書清方請求保全民命[50]:288；然後編造故事：英人「免冠作禮、兵杖投地」前來訴苦，聲稱其因省河兩岸清軍炮擊以致無法傳話，因此「求大將軍轉懇大皇帝開恩，追完商欠，俯准通商，（英人）立即退出虎門、交還各炮台，不敢滋事」[50]:288；接著奕山又稱，考慮到虎門藩籬盡失，不如先同意英人的請求，使其退出虎門口外，再加強防守[50]:289；奕山還挑明了准許通商一事，至於600萬贖城費，則改稱是行商的「商欠」，稱廣東當局只是為行商們暫行墊付部分款項[50]:289；此外，對於退駐廣州城外，聲稱是為了彈壓土匪，且天熱雨多，亦不得不擇地安營[4]:66。為了不被皇帝懲罰，奕山虛報戰功，甚至將該戰役的慘敗說成大勝[106]。6月18日，道光帝收到這份奏摺，在上諭中稱：「該夷性等犬羊，不值與之計較，況既經懲創，已示兵威」，現又「免冠作禮，籲求轉奏乞恩」「朕諒汝等不得已之苦衷」；他批准了通商、墊付商欠兩件事[50]:289。道光帝意欲罷手，不再追求「盡殲丑類」[50]:290。
6月30日，奕山收到了道光帝的這一諭旨，他於7月14日再上奏，聲稱英商得知准許通商的聖恩後「額慶歡忭，免冠感伏，聲言永不敢在廣東滋事」，並奏稱「粵省夷務大定」，要求撤退外省援軍，以節省糧餉[50]:290。道光帝收到奏摺後，以爲戰爭已結束，於7月28日下令各省裁撤調防軍兵[50]:291。
第三階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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砵甸乍抵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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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军统帅砵甸乍
英海军司令威廉·巴加
1841年4月21日，巴麥尊勳爵針對英國駐華全權代表義律與清朝欽差大臣琦善在同年1月20日擬定的《穿鼻草約》，嚴厲譴責義律藐視訓令，認爲《穿鼻草約》所帶來的利益太少[15]:183-184。4月30日，英國內閣決定將義律撤職，並否認《穿鼻草約》，另派東印度公司陸軍少將砵甸乍（Henry Pottinger）爵士為新任駐華全權代表[15]:184。砵甸乍在6月5日離開倫敦，於8月10日抵達澳門，義律則返回英國[15]:185；與砵甸乍同行的還有新任遠征軍海軍司令巴加（William Parker）[50]:328。
8月10日，即砵甸乍抵華當天，他向兩廣總督祁貢發出兩道照會，表明自己的身分，要求與中方全權大使根據《巴麥尊致中國宰相書》的内容展開停戰談判，談判結束前將持續北上進攻[50]:329-330。但奕山等人未有按英方要求如實稟報此情況，於8月23日上奏，謊稱英方僅更換「領事」，隱瞞了砵甸乍的真正使命[50]:330-331。
8月21日，砵甸乍和海军司令巴加和陆军司令郭富，率领10艘军舰、4艘轮船、21艘运输船搭载英国陆军第18皇家爱尔兰团（英语：Royal Irish Regiment (1684–1922)）、第26卡梅拉尼亚步兵团（英语：26th (Cameronian) Regiment of Foot）、第49威尔士步兵团（英语：49th (Princess Charlotte of Wales's) (Hertfordshire) Regiment of Foot）、第55威斯特摩兰郡步兵团（英语：55th (Westmorland) Regiment of Foot）、第62旁遮普印度步兵團（英语：62nd Punjabis）、第66旁遮普印度步兵團（英语：66th Punjabis）开始第二次北上。[107]
闽浙之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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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国人作画，1841年8月26日皇家爱尔兰团在厦门战斗
主条目：第二次定海之战和镇海之战 (1841年)
早在1841年3月，新任閩越總督顔伯燾抵達福建廈門，他認爲未來廈門必有一戰，故親自大規模部署防務[50]:333-337。同年6月初，英军离开广州后，道光帝以为战事结束，在7月28日下令沿海各省酌情裁撤軍兵[50]:291。8月中旬，顔伯燾收到道光帝命令裁撤防兵的諭令，但他堅信佈防的必要，於8月25日覆奏，以言語拖延時間，始終未有撤防；就在當晚，英艦開至廈門海面[50]:340。
8月25日，英艦駛入廈門南水道。26日，英軍發出最後通牒，要求讓出「廈門城邑炮台」，顔伯燾不予理睬；下午，英軍發起進攻，廈門島南岸全部失守，顔伯燾率官員倉皇逃往同安，剩餘清軍大潰散。27日，英军攻陷厦门城，英军战死1人、伤16人；清軍戰死三百餘人，傷者無數[50]:341-343。英军将炮台破坏后，留兵鼓浪屿，继续向定海前进[4]:66。後來道光帝閲讀了廈門失陷的奏摺，才得知原來英軍也能陸戰[50]:345。
1841年10月1日，第二次定海之战
早在1841年初，時任欽差大臣伊里布私下和談收復定海，至同年2月道光任命極力「主剿」的裕謙為欽差大臣，替代伊里布主持浙江軍務[50]:348,350。數月以來，裕謙在定海积极設防，兵力近7000人[4]:66。9月25日，英艦與2000陸軍陸續抵達鎮海，但因天氣惡劣難以調兵定海，英軍決定偵察定海防務[50]:357。對於9月26日至30日的戰事，中英雙方的記載差異頗大，總括而言，英軍進行了偵察、建立陣地等戰前準備，但定海清軍視之爲進攻，高度緊張，一連五日開炮，未造成很大傷害，徒費鉛藥[50]:356-359。
10月1日，英軍正式進攻定海，依舊採用戰艦正面轟擊、陸軍側翼抄襲的戰術，並再獲極大成功[50]:359-361；當日清軍三名總兵鄭國鴻、葛雲飛、王錫朋相繼陣亡，清軍死者千人，英軍傷亡約30人，定海第二次失陷[4]:66-67。定海陷落后，当地人民仍舊不屈，英軍僅能控制縣城周圍10里[4]:67。
為便於過冬，等候援軍，英軍於10月10日進攻鎮海[4]:67。英艦以炮火轟擊，陸軍則登陸並從側翼抄襲，總兵謝朝恩戰死，清守軍潰逃，金雞山、招寶山相繼失陷；裕謙發現無路可退，投池自盡，被救起，昏迷的裕謙被護送往寧波，縣城守軍和部分官員藉此逃跑，裕謙途中氣絕[50]:365-367。其後，英軍包抄攻下威遠城，轉攻東岳宮，浙江提督余步雲自東岳宮退至鎮海縣城，英軍佔領縣城[50]:372-373；下午2時戰息，英軍死傷十餘人，清軍死者數以百計[50]:367。12日，余步雲眼見無兵可戰、無險可守，要求英方和談不果，棄城而逃[50]:373-374。13日，英軍唾手而得寧波，大肆擄掠、姦淫，鄉民繼續抵抗，俘40餘名英國人[4]:67。
1841年10月18日，正當道光帝滿懷希望地期盼浙江的捷報時，他收到杭州上奏，告知鎮海失守、裕謙殉難的消息，並請求調兵增援浙江[50]:377。道光帝隨即任命另一皇室成員奕經（雍正帝之四世孫）為揚威將軍，並從八省調兵1.2萬人組成大軍，征討「逆夷」[50]:377-378；又鼓勵沿海團練鄉勇，修築土堡，堅壁清海，厚賞捐資助餉紳民[4]:67。翌日，道光帝下旨赦免此前被判斬監侯的琦善，發往浙江軍營，讓他效力贖罪；但最終琦善被改發到張家口軍台，充當苦差[50]:379。
臺灣之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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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条目：大安之役和「吶爾不噠」號事件
1841至1842年，兩艘英船先後因風候不佳而在臺灣（時西方稱福爾摩沙）海面擱淺，臺灣清軍先後俘虜了百餘名船員並加以殺戮。但中英雙方對這兩起事件的記載有很大不同，各有隱晦扭曲之處。[108]:摘要
1841年9月27日，英國運輸船「納爾不達」號（Nerbudda，又譯作「吶爾不噠」號）正載運着在舟山群島定海參戰的英軍返回[109]:85，在臺灣雞籠（今基隆）附近海面遇風沉船[50]:548。台灣地方政府認爲他們是敵軍的進攻部隊[109]:85，船上274人中133人被俘虜[50]:548。
1842年3月，英國雙桅商船「阿吶」號（Brig Ann，又譯作「阿恩」或「安妮」號）自舟山攜帶財貨起錨南駛，目的地為澳門。該船載有57人，包括34名印度人、14名歐洲或美國人、5名華人及4名馬來亞或新加坡人[110]。該船在臺灣淡水一帶海面遇險，兩名船員被殺，其餘船員被清軍俘虜[109]:85[111]。
兩次海難事件中，台灣鎮總兵達洪阿、台灣道姚瑩均奏報「勝仗」[50]:548。不過，據英方文獻及生還俘虜所述，運輸船「納爾不達」號和雙桅商船「阿吶」號都是因為遇風觸礁而漂流至台灣海域。據戰後欽差大臣閩浙總督怡良調查，此皆為台灣地方官員謊報戰功，雙方實未交戰，英船亦非戰鬥人員。[108]:148-149
1842年5月14日，道光帝因浙江戰敗，下令對商船阿吶號上的英俘「取供之後，除逆夷頭目暫行禁錮候旨辦理外，其餘各逆夷與上年所獲一百三十餘名，均署即行正法，以紓積忿而快人心」[112][50]:548。1842年8月，兩船共187名俘虜中，除了早前在押送過程中或獄中死亡者，大部分在臺南被斬首，只有11人倖存[108]:摘要,134,136。道光帝最初將此事件視爲振奮人心的一大勝利，對於相關的台灣功臣從優議叙，但隨著戰局的演變和談判的進行，清廷在英方施壓下，嚴懲有關官員。[108]:摘要
浙东之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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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条目：浙东之战
1841年10月底，揚威將軍奕經離京南下，據奕經的幕客貝青喬稱，奕經離京之初「或戰或撫，游移兩可」[50]:378。11月下旬，奕經抵達江蘇，但在蘇州一帶逗留足足兩個月[50]:378；期間奕經與部下頤指氣使、生活奢靡，後來引起非議，遂於1842年1月進至浙江嘉興[50]:382。1842年2月中旬，川陝勁旅抵達浙江，奕經再無理由觀望不前，於2月27日趕至浙江紹興曹娥江前線，自其南下以來已有四個多月[50]:382。
英軍於1841年10月佔據定海、鎮海、寧波後，璞鼎查曾數次向清方表示願意談判，但未有回音；另一方面，英方軍力分據沿海各城，難以集結大軍進攻，加上氣候嚴寒不利於英軍作戰，故英軍佔據寧波後，除了數次短暫的擾邊，進入長達數月的間歇期[50]:381。璞鼎查亦於1842年1月返回香港，將駐華商務總督的辦事機構由澳門遷至香港，並宣布香港與舟山成爲自由港[50]:381。
1842年3月6日，奕經上奏，自信地大談其反攻浙江寧波、定海、鎮海三城的作戰計劃，道光帝深受打動[50]:384-385。然而，根據奕經與參贊大臣文蔚的佈兵方式，合計浙江原駐軍、外省援軍，可用的清兵不到三千名，其餘都是素質參差的雇傭壯勇[50]:382-384；此外，奕經以迷信指導戰事，如吉利數碼、神籤靈驗、托夢言事等[50]:384。3月10日，奕经率大军，定于虎年虎月虎日虎时以生肖属虎的宁夏镇总兵段永福为指挥官，以五虎灭羊（洋）之计，分宁、定、鎮三路反攻英军[113][114]。這是清軍在鴉片戰爭中唯一發動的反攻，然而這一歷經4個多月準備的反攻，不到4小時便全部瓦解[50]:385-386。
1842年3月10日浙东之战中寧波城內的英軍擊退清軍的進攻
宁波方向，3月10日凌晨3時，清軍向英國輪船施放4艘火船，被英方小艇導至岸邊；與此同時，清軍一面以小型火器向寧波城外的英艦開火，但未奏效；一面進攻寧波城的南門和西門。負責進攻寧波城的四川兵（部分為嘉絨藏族）相當勇猛，在裡應外合下一度攻入城內，英軍連忙調集火炮進行轟擊，而城內街道狹窄令清軍無處退散和躲藏，慘遭屠殺[50]:386。首批攻入城内的一百余名藏兵全部戰死[115]。天亮後，清軍見大勢已去，便倉卒退至城外[50]:386。
镇海方向，同在10日凌晨3時，清軍在該處施放十隻火船，企圖焚燒港內英艦，但被英軍小船拖至河岸；同時，清軍施放小型火器，進撲鎮海西門，駐守該處的英軍主動開門出城迎戰，清軍由於擔任主攻的朱貴部因黑夜迷途而未到達，結果相戰不支而敗退[50]:386。天亮後，英船沿寧波西南、西北的河流搜索前進，共擊毀37隻火船[50]:386。清軍在進攻寧波、鎮海兩城時均未有使用火炮，交戰時火力懸殊，未能對英軍造成傷害[50]:386[116]。據英方記載，寧波之戰時英軍僅戰死1人、受傷數人，而在鎮海之戰則無人傷亡[50]:386。
定海方向，早在3月8日，駐守岱山一帶準備進攻定海的水勇已被英船驅散，未能發動進攻；儘管鄭鼎臣後來在4月14日率領水勇在定海有著毫無戰果的一搏，還被奕經粉飾為一場大勝仗[50]:387。
英陆军司令郭富
此時正在舟山的英國海軍、陸軍司令聞訊趕至寧波，英軍由防禦轉爲進攻[50]:387。3月13日，英國陸軍司令郭富聽聞駐餘姚的清軍余步雲部將進攻寧波，便向奉化進軍，不久卻發現余步雲已於前夜潰逃[50]:387。15日，英國海軍司令巴加與陸軍司令郭富聽聞慈谿是清軍的前進基地，便率領海、陸軍士兵1200餘人於上午8時向慈谿進軍，於當日中午抵達並佔領縣城，又向城外大寶山的清軍營地進攻[50]:387；雙方發生交戰，清軍副將朱貴以下死傷近千人，英軍死傷20餘人[4]:67。
此時在慈谿西北約20里的長溪嶺駐守的參贊大臣文蔚得悉慈谿和大寶山的戰事，未有率兵增援，反而率兵逃跑。3月16日，英軍佔領長溪嶺，焚毀文蔚的空營，翌日返回寧波[50]:387。而遠在紹興曹娥江以西東關鎮駐守的奕經聽聞前方軍報後大驚，於16日率軍連夜西逃，渡過錢塘江，一直退至杭州[50]:387。奕经驻杭州、清朝大军驻绍兴、英军驻宁波形成相持局面，当时有谚语：“杭州娼妓最堪夸，明年养出小钦差；绍兴娼家亦有名，明年养出小兵丁；唯有宁波娼家哭不止，明年养出小鬼子。[117]”
清军杭州将军耆英
綜上，清軍三路反攻全部失败，英军趁势反攻，清军大败，退往绍兴、杭州[118][页码请求]。經歷浙東三城在1841年10月與1842年3月兩次慘敗後，原本積極籌備軍務、極力「主剿」的浙江巡撫劉韻珂受到極大衝擊，逐漸轉爲「主撫」，他終於認清了中英武力懸殊的事實，遂冒著觸犯聖怒的風險，於1842年3月21日上了一道有名的「十可慮」奏摺，道出了當時清朝主戰的十大弊端，是當時少有的能著眼於現實的意見[50]:410-423。3月28日，已得知浙東失守的道光帝收到劉韻珂的奏摺，朱批：「所奏不爲無見，另有旨，欽此。[50]:427」晚間，廣州將軍耆英進京請訓，獲道光接見，兩人密談；道光當晚發出上諭，命令耆英赴浙署理杭州將軍，並將伊里布改發浙江軍營效力，又命令揚威將軍奕經和浙江巡撫劉韻珂「設法羈縻」[50]:427-428。4月3日，獲釋的伊里布抵京，得到上諭賞他七品銜、命他跟隨耆英赴浙差遣；4月7日，道光帝再任命耆英為欽差大臣，此後又與他多次密談，明令他「先剿後撫」[50]:427-428。
1842年4月15日，欽差大臣耆英、七品銜伊里布離京南下，並於5月9日到達杭州[50]:429-431。按道光帝「先剿後撫」的計劃，應先由奕經主持「剿」，戰勝後由耆英主持「撫」。然而耆英到浙後，奕經接連向道光帝奏報一連串「捷報」，使道光帝振奮；但耆英上奏時悲觀失望，令道光帝不悅，加上耆英未有遵旨「先剿後撫」，而是每當英軍稍有動作便立即「羈縻」，令道光帝甚爲不滿[50]:431。結果，道光帝在5月25日下旨停止了耆英和伊里布的使命，浙江的大權仍歸奕經。但就在道光帝幡然改計之時，英軍發動了規模空前的新一輪攻勢——揚子江（即長江）戰役[50]:431。
长江战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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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条目：乍浦之戰、吴淞战役和镇江之战 (1842年)
經過浙江戰役後，英軍獲得了一些增援。但由於華北氣候嚴寒，故英軍不再北上大沽口，改向氣候溫暖而富庶的長江下游進兵，不僅有利長期作戰，又可截斷南北交通；清廷也顧慮到這一點，故而阻斷漕運。[4]:67[119]
1842年5月18日乍浦之战中汤林森中校在天尊庙阵亡
1842年5月7日，英军撤离宁波，於13日集結在黄牛礁海域，並於17日抵達乍浦海面[50]:432。這隻部隊共有戰艦7艘、輪船4艘、陸軍2,000餘人，是英軍在浙江地區的大部分兵力[50]:432。清軍方面，乍浦一直是清軍的海防重點，是浙江駐兵最多的地區，共計約7,000人[50]:432。5月18日，英军對乍浦發動進攻，依然採用海軍正面炮擊、陸軍側翼包抄的老戰法；清軍武備和防禦落後，加上未料到英軍從高地進攻，作戰時指揮十分混亂[50]:433。儘管如此，英軍在此戰付出了較大的代價，共9人死亡、55人受傷，包括在天尊庙战斗中被清軍擊斃的英國陸軍中校汤林森[50]:433。雖然大部分清軍在戰鬥中逃跑，但駐防乍浦的八旗官兵拼死作戰，令英軍震驚[50]:434。此役，清军死伤1500余人，平民死难1500余人；副都统长喜身负重伤，撤退至嘉兴，不久不治而亡。英军占领乍浦后，在乍浦逗留休整十天，期间几乎将该城焚掠一空。[120][121][122][123]
耆英在乍浦被占后立即向清廷奏报乍浦失陷经过，力陈“舍羈縻之外无他策”，主张求和。不久清廷又重新起用主张议和的伊里布，并送还乍浦之战中俘获的黑白洋兵16名，以示和谈诚意[124]。5月28日，即英軍攻佔乍浦的第10天，英軍全體撤離，繼續北上，其下一個目標是江蘇省寶山縣的吳淞（今屬上海市）[50]:434。吳淞是長江防禦的第一道屏障，其防禦工事和武器裝備在過去兩年中大爲加强，但新任兩江總督牛鑒毫未覺察當地的防務並不能抵擋英軍，自信地制定了作戰計劃[50]:434-435。
1842年6月16日吴淞战役
1842年6月初，英國軍艦抵吳淞口外，清守軍約一萬人[4]:67。6月16日晨，戰鬥開始，兩小時後，两江总督牛鉴倉皇逃走[4]:67，“所督诸军皆尾而溃走”。英军遂乘势大进，占领吴淞炮台[45]，江南提督陈化成陣亡[4]:67[125]。午後，英軍不費一彈佔領寶山縣城。此戰，英軍2人死亡、25人受傷，清軍陳化成以下88人死亡[50]:435-436。吳淞和寶山失陷後，上海官兵棄城而逃[4]:67。
英軍攻陷吳淞、寶山的當晚，英國援軍抵達吳淞口外，英軍的海陸總兵力達到2萬名，規模空前[50]:438-439。6月19日，英軍沿黃浦江水陸並進，佔領了已被清方放棄的上海[50]:440。6月27日，英軍退出上海，留軍艦封鎖吳淞口，主力軍隊於7月5日駛入長江，直逼鎮江[50]:440。
1842年7月21日英军主力与青州八旗在镇江战斗
1842年7月15日，英國軍艦抵達鎮江江面，至20日英全軍抵達；同時清軍也在行動，參贊大臣齊慎、兩江總督牛鑒從各省率兵馳援鎮江，鎮江城內外駐軍約7,000人[50]:441。當英軍於7月15日初到鎮江江面時，時任京口副都統海齡下令緊閉城門，造成市集停運，百姓無處買食，海齡縱兵槍殺街巷的行人，以「漢奸」罪名在城內大肆捕殺百姓，如是者六天，民怨沸騰[50]:440[126]。儘管海齡是在後來的鎮江之戰中投火自殺，但由於他的暴戾舉止，民間盛傳他被憤民暗殺[127]。
1842年7月21日，英军出动陆军6,905人與數百名海軍向镇江发起进攻[50]:441。英军登岸后直薄城下冒着清军的炮火爬梯登城，遭守城的八旗兵顽抗[128]。英軍用炸藥轟開城門，從城北、城西、城南三方向突入城內，守城的八旗兵並未潰逃，而是堅持巷戰[50]:442-443，许多旗兵战前杀死自己的妻儿，然后才参加战斗[53][页码请求]。此役，英軍遭受了開戰以來最大的損失，共39人戰死、130人受傷、3人失蹤[50]:443；而據耆英在戰後調查，清軍共有570多人戰死，其中鎮江、青州八旗的傷亡達30%，遠超外省綠營援軍的1.6%[50]:444。
事后英军“毁城垣，焚衙署，纵黑鬼奸淫妇女，道路死伤枕藉[129]”。英国参战军人回忆“只要是真实的回忆，就可觉得这颗心很难说是有人道的了。但即使是心肠最硬、资格最老，以杀人越货为生的人，看到这种悲惨景象也不能无动于衷的。[130]”鎮江對岸的揚州紳商，惶恐萬狀，接受了英軍50萬元的勒索，作爲不佔領的交換條件[4]:68。
英军在镇江的军事行动，切断清朝经济命脉京杭大运河的漕运。7月16日，道光帝就密谕耆英，只要英国息战退兵，便同意割让香港，并增开通商口岸。镇江失守后，道光帝决心专意“议抚”，并授权耆英、伊里布“便宜行事，务须妥速办理，不可稍涉游移”，并令奕经所率援军暂缓由浙赴苏，“以免该逆疑虑”[131][需要完整来源]。然而，璞鼎查对清朝方面的“羁縻”毫不理睬，命令英军继续向江宁推进[50]:455-456。
8月3日，英国远征军留下一部分兵力守卫镇江，主力舰队开始向江宁开进，9日抵达江宁江面。11日，英国陆军登陆，“于紫金山之上，安设大炮”[132][需要完整来源]，军舰摆开了攻城的架势。同日，耆英自无锡赶到江宁，在英国军队的炮口威慑下，开始与英方议和。[133]
簽訂和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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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条目：南京条约
签订南京条约（油画）
1842年8月，清軍節節敗退，英軍抵達南京，兩江總督牛鑑乞和，璞鼎查答以倘欽差大臣耆英、伊里布，如能所請，可不攻城[4]:69。耆英到後，璞鼎查限8月14日定議，否則開砲攻城[4]:69。8月22日，道光皇帝全部允准[4]:69。耆英、伊里布、牛鑑曾應璞鼎查之邀，登英國艦隻拜訪，璞鼎查亦上岸答拜[4]:69。清政府在南京的静海寺与英国政府议约四次，全部接受英国提出的议和条款，雙方於1842年8月29日（清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）在英军旗舰「汗華」（亦译康华丽）号上正式签订中英《江寧條約》，是清朝第一個因對西方國家戰敗而簽訂的條約，中華圈史學界視其為中国近代史第一个不平等条约[89]:320，通稱《南京條約》，清廷名之為“《萬年和約》”[4]:69。
其時英國維新黨政府下台，新上任的保守黨外交大臣阿巴甸勳爵於1841年給砵甸乍爵士發出新訓令，撤回割地要求；然而，璞鼎查於冬天停戰時返抵香港，對香港發展甚為滿意，在訂立《南京條約》時，違背英廷訓令，不僅訂立通商條約，還要求割讓香港島[89]:320，並最終在條約中加入了割地的條款[134][135]:9-10。清政府並須按條約开放广州、福州、廈門、寧波、上海五口通商（該通商條約其後併入1843年10月締訂之《虎門善後條約》內，容許華人自由到香港經商[89]:320）；賠償煙價、商欠、兵費共2100萬圓[136]，並廢除經公行貿易之制度；双方議定進出口稅餉；兩國官員用照會往來；中方付600萬元后，英兵退出長江；舟山島、鼓浪嶼須俟賠款全數付訖，港口開闢後方撤[4]:69。条约签订后英军舰船陆续撤往定海一带，历时长达两年三个月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结束[137]。
